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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胡适的两种选择

孙 郁
  “现代性”一词已被许多知识者所注意,但我们发现,在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中,“现代性”的资源,或者说具有“现代性”意味的文化因子,少得可怜。因此,在打量这一概念时,知识界不得不求助于域外,而这一概念的本身,也正因为是舶来的,所以置身于这一语境,我们多少有些尴尬。

  其实撇开这一概念,我们将视线投向同一所指的内容,就会发现,问题远比想象的复杂。我以为“被近代”与“被现代”这一表述似乎更能描述这100年的历史。中国的荣辱、兴衰,以及知识阶层的优劣,均可在这个话题下延伸出来。

  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是一个不断开化和不断被推向奴役关系生成的历史。对这一悖论的深切体味者,应当说是“五四”那一代人。我在《鲁迅与周作人》一书中,谈及过这一点。周氏兄弟对现代进程中的人的渐次丧失自我的警觉,被后一代人所证实了。但实际上,对这一历史话题最具有参照价值的,或许不是周氏兄弟两人,而是鲁迅与胡适。他们的由合而分,由近而远的不同精神选择,似乎更能说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深切冲突。

  鲁迅与胡适的分道扬镳始于1925年。那时鲁迅开始由官场退向民间,而胡适则由书斋走向议政之路。这种对立的选择,构成了两人性格中的闪亮之点──一个充当了社会与政府的批评者,另一位成了现存政权的诤友。但鲁迅的走向民间其实是站在了弱者的立场发言,他本身对世俗社会的厌恶,并不亚于对官场的冷视。同样的,胡适与现政权──无论是段祺瑞政府还是蒋介石集团,亦保留着相当大的独立性。他们似乎都感到主奴的关系,最容易在这两个团体中生成。鲁迅后来在“左联”中承受的压迫感,以及胡适在台湾受到右翼文人的攻击,其内心的焦虑与苦痛,从其文字中,多少可以感受到。被淹没于自愿所选择的队伍里,且在那里挣扎着,苦求着,这正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写真。我们从后来的学人、作家的目录(如巴金、季羡林、韦君宜等),多少可体味到同样的主题。抵抗奴役而终被奴役,是近代以来的历史无奈。

  我以为鲁迅与胡适的价值选择中所延伸出的文化隐喻,或许正是今天的镜鉴。倘若说中国的文人心灵还缺些什么,他们两人身上的明暗,似乎可以提示出许多东西。在阅读两人的作品时,可以发现他们对中国文化与人性的看法,有时惊人地相似,但情感方式却大相径庭。一个以为中国的进化,有赖于精神的重塑,改造国民性乃知识界的第一要义;另一个则以智慧和潜能,贡献给权力阶层,借政治的力量,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这两种模式直到今天仍被延续着,我们看9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的分化,大致也存在着类似的形态。至于周作人、陈寅恪、顾准一类的文人,其影响力远无前两者那么深远,后者在中国,很难形成集团式的力量。

  而鲁迅与胡适不仅各自为中心,团结了一批知识分子,重要的是他们的思想,深切地影响了现代进程,倘说,鲁迅在心灵的意义上,呈现了人的尊严与价值,那么胡适,则从技术的层面,为中国的现代进程,设计了诸种方案。80年代以后,我们文化与经济起飞的过程,实际上正隐含着他们的精神余脉。这两种独立之精神,为今人摆脱贫困与奴役,提供了良好的范例。虽然,这些影响有时还是有限的。

  德国的亨利希·曼说:“一个向统治阶层靠拢的知识分子是在背叛精神。”作为一个具有清洁精神的人来说,独立于这个世界,恪守心灵的圣地,是难能可贵的。知识分子所以是知识分子,乃是具有一种属于自我独立不倚的价值世界。它以在野的声音,向权贵世界发出逆俗的声音。

  胡适不能说是没有独立精神的人,但他却不能像鲁迅那样走向黑暗的深谷,与陈腐的权贵彻底决裂。胡适的独立意志的表达方式,常常是利用现政权的缝隙,或者说利用已有的社会机体,进行渐进的变革。

  但这种“利用”不是简单的依附,他从未跪在统治者面前乞求恩赐。在求索的路上,他没有低下高贵的头。他其实知道,真理的实行常常伴以自我的丧失,思想在现实转换,有时不得不染以俗谛。社会的进化,是不能以“纯粹”来实现的。   在通往真理的路上,要有尼采、叔本华、鲁迅、萨特,但也需要黑格尔、歌德、高尔基、胡适这样的人。这是一种文化的生态。当黑暗过于强大时,铲除黑暗的人,身上不免拖着黑暗的余影。中国知识界的悲哀在于,这一黑暗的余影太长了。所以,无论是鲁迅的反抗,还是胡适的挣扎,都是个未完成的精神表达式。抵抗奴役的路,对他们而言,只意味着刚刚开始。中国的现代进程中,这两类人,都是非健全的。   但在这里,能真正提供精神自由和反奴役意志资源的,也许只有鲁迅。在灵魂的深与思想的深上,鲁迅是一座高峰。他矗立在那儿,提示着人们去注意新的主奴关系的生成。如果说中国的知识界缺少什么,我们与鲁迅的距离有多长,那么所欠缺的就有多长。

  这决不是耸人听闻之谈。坦率地说,胡适的选择是常态人生的记录,鲁迅则是非常态的。高远东先生将鲁迅精神比做“药”,把胡适思想看成“饭”,正是很好的注释。在鲁迅消失了的地方,胡适便凸现出他的意义。但悲哀的是在我们这个国度,鲁迅的话题竟是长恒的,一个病态的民族,胡适的自由之梦,常常没有鲁迅式的绝望之声,更具有广泛性。我以为要梳理中国“被现代”历程最富魅力的因子,鲁迅与胡适的互补性是重要的。或许,国民精神重塑的新途,他们是真正的奠基人。   我毫不怀疑这两种选择的必要性。饥饿的民族最急需的是“饭”,但不要忘了,鲁迅这副“药”,永远是不能或缺的。对鲁迅与胡适,或许当如是观。

  其实,抵抗奴役的路,会有多种。鲁迅与胡适,不过提供了两种可能。探索“现代性”,或说“被现代”的问题,我们固有的资源不多。但倘若从鲁迅与胡适的异同中去发掘探索,那么会发现,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苦难的症结,似乎正写在那里。中国人倘解决不了鲁迅与胡适身上呈现的悖论,那我们的苦运将会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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