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论战杂文是一份极为珍贵的思想文化遗产，由于“左”的干扰，长期以来鲁迅研究被政治化了，凡在思想或学术问题上与鲁迅发生过激烈碰撞的团体或个人大多被视为敌人而遭批判，实际上其中的现代评论派、鸳鸯蝴蝶派、第三种人、梁实秋、林语堂等并非一无是处。随着国内思想解放运动的不断深入，局面始有改观，然迄今集中研究鲁迅与“论敌”笔战的专著尚不多，除去对鲁迅泼污水的和对传统观点修修补补的，剩余的因多是历史资料的汇编，对论战本身只稍加评点，故而虽有新见解也不足以对这一重大理论和学术问题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对这一问题做进一步系统的探讨。

　　首先，要对鲁迅的论战文章作更深入更准确更全面的阐释。

　　鲁迅的杂文成就巨大，但以往的研究，只突出鲁迅的战士形象，只注重他对“论敌”的抨击，淡化或忽略了他对某些“论敌”的关爱、夸奖和他在争论中的高度策略性、灵活性。如对林语堂，鲁迅与林语堂是好朋友，在对方彻底右转前，鲁迅一直竭力帮助他并使他一度认识了错误；如对鸳鸯蝴蝶派，鲁迅对它有过多次幽默的讥诮与批评，但其代表人物周瘦鹃翻译的《欧美小说译丛》也“获得过鲁迅先生的赞许”（见周瘦鹃《花前新记》）；又如对第三种人，由于第三种人的某些观点并不错，因此鲁迅没有像其他人一样将对手全盘否定，只是抓住错误的一面深入剖析苦口劝导……。如今，我们应将鲁迅在笔战中所表现出的深刻辩证的思想、不屈不挠的斗争意志、娴熟老到的论战技巧以及浓浓的人情味全面昭示后人，应把他的论战文章对新文化运动和革命事业的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与影响给予更准确更充分的阐释，以还人们一个有血有肉的真实的鲁迅。

　 其次，要对被定性为反动的、资产阶级的、与左翼文学对抗的“论敌”重新审慎鉴别。

　　与鲁迅论争过的对手，后来许多都被定性为敌我矛盾，其中一些如今看来无可厚非，但对现代评论派、鸳鸯蝴蝶派、第三种人、新月派的梁实秋、论语派的林语堂等的定性似有商榷之必要。如以陈西滢为首的现代评论派，在女师大学潮中表面上中立公允、关心同情学生，实际上贬损学生运动、贬损鲁迅，并因此与鲁迅构怨，这的确令人遗憾；但他们同时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做出过积极的贡献：严厉抨击过当局的腐败，挞伐过军阀的祸国殃民，礼赞过工人阶级的勇敢（见陈西滢的《官僚》、《飞机炸弹声中的感想》、《五卅惨案》诸文），因而对他们既要正视与鲁迅争论时的错误，也要肯定别方面的功绩。又如鸳鸯蝴蝶派，作品中虽有不少消极颓唐的东西，对人民起着精神麻醉的作用，却也不乏宣扬反帝爱国、抨击黑暗现实、揭示侨民疾苦、抒发对劳动者的同情的进步之作（见周瘦鹃的《为国牺５４中国文化研究１９９９年春之卷（总第２３期）牲》、瘦蝶的《蝗虫》、克华的《侨民泪》、无愁的《渔家苦》等文），即便那些卿卿我我的作品，也或多或少地反映出青年男女自由恋爱的要求和中下层市民的生活情态。

　　再次，要对定性不准的“论敌”的理论全面理解和辩证分析。

　　在“左”倾思潮干扰下，传统评价往往只注重对被斥之为属于敌我矛盾的“论敌”的批判，而忽略或意识不到其观点中的正确或后来看去比较合理的一面，如今要对其理论做全面的理解和分析。如对胡秋原、苏汶、戴望舒为代表的第三种人，他们对左翼作家及文艺大众化问题认识有误，但以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实践性并无过错，而他们对文学阶级性的独到见解（①文学具有阶级性，但并非一切文学都离阶级利益很近；②反映某一阶级生活的作品未必就是那个阶级的拥护者；③非无产阶级的文学未必就一定是资产阶级的文学）更与今人观点合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些认识在当时比一些左翼理论家的见解还高明些。我们不能因胡秋原、苏汶后来走向反动就将其当时的理论全盘否定，若此，戴望舒的向左转该当何论？又如对梁实秋，梁实秋既有过尖锐抨击当局专制、撰文歌颂抗战的历史，也有过在关于文学的人性与阶级性的争论中被鲁迅骂作“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的遭遇。其实，他的出身、教养、经历和信仰虽没使他成为革命知识分子，但他也未因此主动充当反动派的帮闲或帮凶，仅就其理论本身讲，他没有简单地否定文学的阶级性，也没有让人性完全取代阶级性，只是强调“文学的精髓是人性的描写”，反对把文学简单地当作阶级斗争的工具。若以今天的眼光看，他的这种创作主张在只要是健康的无害的文学都当允许的多元化的创作大框架内，自该有一席之地位。

　　最后，还要对因误会、意气用事和个人恩怨引发的争论如实评价。

　　鲁迅的笔战中也有一些因误会、意气用事和个人恩怨引发的争论。这毫不足奇，鲁迅也是血肉之躯，难免会有误会偏激处，也难免会有气量狭小时，如与高长虹、施蛰存、顾颉刚、田汉、廖沫沙等人的争论：同高长虹的构怨，高长虹攻击鲁迅是主因，但鲁迅听信了高长虹单恋许广平的传言也是一要素；同施蛰存的关于中西文化之争，双方都不冷静才致使争论偏离了方向；同顾颉刚的较量，顾颉刚是有许多不对，可是偏见、误会也导致了鲁迅一再针对顾颉刚的生理缺陷挖苦……，这些若与鲁迅的巨大贡献比自然是瑕不掩瑜，但我们也应结合历史背景实事求是地去考察评说。

　　重新评价鲁迅与“论敌”的笔战是一个十分严肃而重大的理论和学术课题，它有着很大的难度，其一，课题本身的敏感性。极“左”思潮的长期影响，既使鲁迅成为几代人近乎完美无缺的偶像，又无形中为鲁迅研究设置了一些禁区，重新评价鲁迅与“论敌”，就需要以辩证思维的方法，打破传统的思维定式，突破一些禁区，这很容易招人误解。其二，对研究意图的准确把握。要力求做到既科学地充分地阐释鲁迅辉煌的论战业绩，又如实地毫不夸大地肯定那些被严厉批评过的理论本身所固有的学术价值及其对当今的意义和影响，这就不仅必须拥有科学的方法论和坚实的理论功底，必须拥有把历史、现实、政治和艺术诸标准综合驾驭的能力，还必须拥有严谨的治学态度及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尽管如此，在２１世纪即将到来之际，为了准确地总结笔战这份历史文化遗产，全面地继承鲁迅精神，纠正学术领域中的极“左”错误，恢复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并为今后的文学批评提供有益的借鉴，我们仍极有必要对鲁迅与“论敌”的笔战重新做深入系统的研究，以对历史和后人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