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浙江频道3月14日 1962年8月15日上午10时25分，河南入伍兵韩振马同志风风火火地跑到连部，气喘吁吁地报告说：“连长同志，不好了，雷锋出事了。”我立即跑到连部后面，看见雷锋倒在了地上，乔安山同志（是他开的车）把雷锋扶坐在地上，声嘶力竭地叫着“班长！班长！”

　　抢救雷锋

　　我连忙蹲下去大声喊：“雷锋！雷锋！”没有答应。只见他左眼圈发紫，左鼻孔流出淡淡的血水来；旁边倒着一根被撞断的方木杆子（4mx15cmx10cm），一条长长的8号铁丝（铅笔那么粗）拖在地上，铁丝一头绕在杆子中下端。这根木杆子是连队晾衣服时的支柱。 雷锋不省人事，我急得连打自己的嘴巴。我忙叫旁边的一个战士，命令似地说：“快，把教练场的教练车开过来！”很快，汽车教员王文湘把车子开了过来。我亲自把雷锋抱上车，让车直接开往抚顺市望花西部医院。

　　到了医院，我把雷锋背上二楼抢救室。当把大夫找来时，雷锋已经有点喘不上气来。他们立即给他输氧。抢救中，雷锋体温过高，我急忙到楼下买了一箱冰棍进行降温；温度刚降下来，突然呼吸停止了。医生进行人工呼吸后又恢复了。

　　这时，一位医生对着我们问：“你们谁是负责人？”我应声后，跟他进了一个小房间。他说：“伤势很重，是颅庞骨折，内部出血，生命有危险。”我一下子吓呆了，含着眼泪焦急万分地对他说：“医生，他是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啊！请您无论如何要千方百计地抢救他呀！”他听了我的话之后，就提笔写了一张便条：“快派车去沈阳军区总院，把脑外科主任段教授请来。” 我拿了字条折返小路，脚不沾地地跑回连里，连里的同志们一下都围上来问我：“雷锋怎样了？”我顾不得回答，忙对副连长白福祖说：“你快点，马上开车到沈阳……”

　　白福祖接过便条激动地说：“只要能把雷锋同志治好救活，我牺牲生命也愿意。”我看他那激动的样子，忙说：“不，雷锋要救，你也要注意安全。”恰好这时候，团司令部的军务股长来到连里，我用请求的口吻说：“股长同志，我们白副连长的心情太激动，能否请你跟车一起去趟沈阳，以便坐在驾驶室里帮助指挥一下？”股长慨然接受了我的请求。他们迅速驾车走了。考虑到可靠性，我又派汽车教员王广湘也开了一辆车跟去…… 我再次飞也似地回到医院。不久，雷锋同志的呼吸又停了。乔安山同志哭得泣不成声。我一再央求医生要想尽一切办法抢救，医生特别认真负责地接连做了几次人工呼吸，可是效果不佳。后来医生经过征求我的意见，把喉管切开进行呼吸处理，只见雷锋同志的腹部起伏了一下又停止了······经过约20来分钟，医生放下听诊器说：“不行了，你们料理后事吧。”霎时间，我们在场的同志悲痛欲绝，失声痛哭。

　　不得已我们把遗体抬到了太平间。我把他的衣服解开，给他擦洗身体。当我用脸贴在他的肚子上，感到温暖柔和时，顿时来了希望，急匆匆地去找医生说：“他身体的温度好好的，请你们再去抢救一下吧，要血要肉我们都可以办到，只要雷锋能活，要什么都行。”医生非常诚恳，又带有一种内疚的心情说：“他是脑挫伤，内部出血，血和肉都是没有用的。”这时候我们彻底地失望了，大家都哭了。 下午1时30分左右，脑外科教授赶到抚顺西部医院，雷锋已经停止了呼吸。教授痛惜地说：“我来晚了，没有完成任务。”老教授说，如果他能及时赶来的话，可以保住雷锋的生命，但也要成植物人。下午2时多，团政委和连指导员从工地上赶来。在太平间，他们手抚雷锋的遗体禁不住潸然泪下……

　　出事经过

　　雷锋出事前的那天早上，他和乔安山把车从下寺碑山村开回连队停车场后，雷锋到连部向我请示说：“13号车已经到了该三级保养的时候，车况也不太好，请连里安排保养，处长说洪水期快来啦，需要把粮运足，车子不够用。”我说好的，我知道了，你先回去休息。他又建议说：“连长，我建议这次保养不要送修理所了，我们自己干，这样既可以学点技术，又可以快点保养好去担任任务。”我同意了雷锋的想法，并表扬了他这种对工作积极主动和赶任务、学技术的负责精神，雷锋高高兴兴地向我举了个军礼就回到了车场。 出来后，雷锋把连长同意的意见告诉了乔安山，并准备去洗车。接下来，两人争抢手摇把子摇车，结果还是让雷锋把手摇把子抢过去由乔安山开车，摇完车，汽车发动起来后，雷锋自己从近道赶到九连伙房门前等候。

　　乔安山将车开到九连连部向左拐弯时，车停住了。乔安山当时担心汽车保险杠右侧还差20多厘米就顶着九连连部房子，左前轮边有棵榆树，相距15厘米，在左侧向前方向约一米远有一根柞木方子，埋在地下50厘米深，木方是15x10厘米粗细，上面拉着8号铁丝，一直拉到炊事班门前，约30多米长，中间用钢筋支着，平时给干部战士晾衣服、晒被用。

　　这时乔安山没敢往前继续开，车停下后把头伸到车门外喊班长。雷锋听见后立即前去问怎么回事。乔安山告诉他说：“班长，你看看会不会撞上房子？”雷锋左右看看便问：“方向盘打死了没有？”乔安山说：“打死了！”雷锋在前进方向左侧拐弯处用手指挥乔安山开车。由于方向盘被打死，车轮横得厉害，阻力较大，乔安山踩了一下油门，车突然抖动了一下，向前开去。 当时乔安山是挂二档起步的，而且方向盘回轮很快，结果车左后轮将上面讲到的木杆子给挤断了，杆子在撞力与拴在杆子上的铁丝所产生的张力共同作用下，猛地向左前方弹了出去，正好打在雷锋的左侧头部。惨剧发生了。乔安山当时并不知道这一切，等他把车开到伙房停下时，才发现雷锋躺在地上。于是他急忙边跑边喊：“雷锋班长，班长……”他抱着雷锋的头大声哭叫。乔安山的喊声惊动了九连的两个战士，他们从菜园里跑了出来。后来就有战士来叫我，说雷锋出事了。接下来，我们就赶紧把雷锋送往西部医院抢救。 精神永存

　　雷锋牺牲当日晚上，我们把他的遗体送回了连队，放在连队俱乐部的桌子上，遗体四周放着四大块冰。守灵的是连排干部和班长。雷锋的棺木是抚顺市人民委员会送的，楠木做的。听说这副棺材是为雷锋做的，木工师傅们一夜未睡，赶制而成。

　　1962年8月17日，抚顺各界人民为雷锋举行了庄严的葬礼，我和指导员左右扶着灵柩，一排长谢伯林坐在前头的摩托车上，抱着雷锋的遗像，街上人山人海，在静穆的群众行列中，我们听到不断有人发出赞扬和痛惜的议论：“这不是雷锋吗？多好的小伙子！”“前天他还帮助张大娘种菜呢！”

　　到了戈布烈士公墓，我们把雷锋的灵柩从车上抬下来，抬得非常平稳，如稍有歪一点，马上就有人喊。我们这时看到墓前摆放一张桌子，上有点燃的香，并有馒头、各种水果、筷子摆在供桌上面，墓穴里扔有不少铜钱、红布，下葬的形式完全是按照抚顺地方的风俗进行的，抚顺人爱戴雷锋。

　　伴着十名战士对空鸣枪志哀的声音，我们开始对灵柩埋土。部队和地方上的领导首先每人抓一把土，撒在灵柩上，我们转了好几圈，不愿意埋土，不愿意离开雷锋同志。等填完土后，又绕坟转了一圈。雷锋墓前立了一块水泥制的墓碑，上面写着：“毛主席的好战士、中国共产党党员、抚顺市人民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工程第十团班长，雷锋烈士之墓。一九六二年八月十七日立。”

　　有关几个问题

　　记者：虞老（对虞连长的尊称），雷锋是不是被电线杆砸死的？虞老：不是的，他是被晾衣服的支柱砸死的。

　　记者：那么这个说法是如何产生的？

虞老：具体怎样出来的，我本人也不清楚。1963年3月5日，毛主席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后，有关雷锋的报道就多起来了。当时我注意到一张有影响的报纸上写着雷锋是被电线杆砸死时，心里也挺纳闷，估计是写文章的人没有弄清情况。尽管发现不实之处，但当时大家并不关心雷锋怎么死，而且这个话题也尽量避免涉及，只说雷锋是“因公牺牲”。

　　记者：乔安山对雷锋牺牲要不要负责任？

　　虞老：至于乔安山要不要负责任，当初组织已作出决定，这起事故是一起极其偶然而又很突然的事故，而且当时转弯的地方一成直角，二又很窄，乔安山操作并没出现差错，故党委作出决定，不追究乔安山同志的责任。而且要求连里战士要与以前一样对待他。不过尽管如此，自雷锋牺牲后，乔安山一直生活在痛苦之中，直到现在，他还在为此内疚。

　　记者：当初，你为什么要禁闭乔安山？

　　虞老：（笑）雷锋出事后，当时，我的脑子很乱。我和雷锋是上下级关系，但又亲如兄弟。雷锋日记中曾几次提到我：“今天，连长发给我一支新枪，我真像得到了宝贝一样……”、“今天连长找我谈话，句句打动了我的心。”他说：“火车头的力量很大，如果脱离了车厢，就起不到什么作用。一个人做工作，如果脱离了群众，就会一事无成……”雷锋晋升为副班长，班长，晋升手续和命令都是我经办的。我同情他孤儿身世，器重他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的品质。雷锋出事，我当时心里极其悲痛，但又无处发泄，想来想去，只能找乔安山“出气”；禁闭他还有一个原因，我怕他自杀，出事后，乔安山自言自语：“我有罪呀，这么好的班长让我给撞死了，让我跟班长一起去死吧！”在部队里，自杀是很容易的，因为大家都有枪支。

　　附：雷锋生前连长简介

　　虞仁昌，1929年12月出生，浙江东阳人。1949年5月参军，1950年6月入党。初中文化。参军后一直在工程兵部队，历任副班长、班长、副排长；团车管助理员、主任；副连长、连长等职。转业到地方后，历任供销社主任，农机公司书记、东阳汽车运输公司书记等职。

　　抗美援朝时荣立三等功一次，到地方后，被授予省“优秀党员”称号一次，省“优秀转业干部”二次，省“优秀离休干部”一次，省“关心下一代先进个人”一次，1999年被评为“全国离休干部先进个人”称号。现离休在家。（据《今日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