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招天下客，誉从信中来”，这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文化中有关商业道德的精髓。今天，在中国全面推进市场经济、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重提这句话，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对于众多中国的企业来说，具有深远而厚重的意义。12月8日，在“信用经济与温州民营企业发展研讨会”上，来自温州的政府官员、民营企业家和在京的专家学者达成了一个共识：信用是一个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信用经济的建立绝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付出巨大而长期的努力。

　　众所周知，温州民营企业的发展是中国社会进入市场经济以来出现的一个特殊的现象，曾被冠以许多名称，如“浙江村”、“温州鞋”、“温州模式”等等。认真剖析这一现象，学习这种精神，对我国众多企业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是大有帮助的。

　　从“小作坊”到“跨国”公司

　　1987年8月8日，是温州鞋业界为之蒙羞的日子。这一天，在杭州武林广场等地，温州的5000余双劣质皮鞋被当众销毁。

　　1988年，为扭转被动局面整顿行风，在温州市有关部门积极联络下，我国鞋业界第一个行业协会——温州市鹿城区鞋业协会成立。

　　1997年，经历了10年卧薪尝胆的磨砺之后，温州鞋业重振旗鼓，在中央电视台隆重打出“温州制造”的广告，迈出了“品牌温州”的第一步。

　　在这一系列事件之后，有一个企业的名字，逐渐为人们熟知，它的故事也被人们在温州大地上广为传播——这就是温州吉尔达鞋业有限公司。

　　余阿寿，这位12岁便开始学习做鞋手艺的老鞋匠，从1973年租赁鞋摊起便开始了他的创业历程。由于他坚持“方正、厚道、公平、诚信”的做人做事原则，在当地拥有很高的声誉，被人们尊为“皮鞋寿”。他很早就意识到鞋业界如果不抓质量，早晚会出问题。80年代初，由于温州皮鞋比较畅销，在政策的允许下，许多温州人一哄而起都做起了皮鞋，一些从来不懂皮鞋生产工艺的人，也拿起锤子、剪刀、针线开始生产皮鞋。一时间，温州皮鞋质量急剧下降，“晨昏鞋"、“星期鞋"便成为温州皮鞋的代名词，使早在明朝时就作为贡品的温州皮鞋一时间臭名远扬。特别是1987年8月8日的杭州焚鞋事件，使向来办事认真、为人正直的余阿寿深深意识到了作为一个“鞋佬"的职业责任和社会责任。由于余阿寿在温州鞋业界的人缘、影响和地位，温州市委城区工经委的同志找到余阿寿，希望他出面联络同行筹建鞋业协会。这个提议与余阿寿不谋而合。在余阿寿等同仁的努力下，1988年，温州市鹿城区鞋业协会成立，余阿寿以其公认的声望和资历当选为鹿城区鞋业协会会长，并历任4届协会会长。其间他与370多名鞋厂厂长联合同行发出倡议：以鞋城声誉为重，讲求质量，不赚昧心钱。经过一段时间的整顿，温州鞋的质量有了根本的改变，重树了温州鞋新形象。这一时期被称为“温州鞋业复苏及建设中国鞋都”的奠基时期。

　　1991年，余阿寿面临着一种选择，是继续执掌着他一手创办的吉尔达鞋业公司的方向盘，带着它在商海中拼杀，还是激流勇退，交给尚不到而立之年的儿子?

　　最终余阿寿选择了后者，不仅是因为他相信已在外营销多年的儿子——余进华有能力担当新掌门，而且他更明智地认识到这个日新月异、技术和知识飞速提升的时代更属于年轻人。而今天这位老人欣慰地看到吉尔达在余进华的带领下，不断开拓进取，最终跻身于全国民企500强之列，并于1998年、2000年连获“中国真皮鞋王”、首批国家免检产品、中国出口企业成就奖等殊荣，并与法国合资成立了新的公司，在中东、欧、北美市场占有一定的比例，在独联体国家市场拥有的份额继续名列国内行业品牌前茅。

　　余进华从余阿寿那里接过来的，不仅仅是家族企业的重担，同时还有由父亲创造的企业文化与精神品质——诚信。在“质量兴企”的时代，余阿寿用个人的魅力和品格打造出令人信服的吉尔达产品；在“名牌兴企”的时代，余进华率先在中央电视台打出“温州制造”的吉尔达企业广告，迈出“品牌温州”第一步；在今天，余进华更是将其父亲的个人信用融入到企业管理之中，创造出以质量管理为根本，以信用管理为核心的全程信用管理模式。在吉尔达的《合同评审控制程序》设计中，我们看到在该程序中明确规定，了解顾客的需求意向及其资信能力、法人资格等，经确认无误方可接受顾客的合同、订单。通过对客户进行信用控制分级管理，并根据分类决策销售策略。一系列的措施规定确保了信用管理工作覆盖企业业务流程的每一个环节，使企业的每一道工序、每一名员工都参与到信用管理工作中来，从而提高了信用管理水平，增强了信用风险的防范能力。如果说全面质量管理使企业的产品质量有了根本性的保障，那么全程信用管理则使企业的经营管理素质和水平、企业的信用价值和品牌价值获得一次全面提升。吉尔达在信用管理中的先行优势为企业赢得了更多的资源和更大的发展优势。 吉尔达是温州人典型的家族企业，它的发展便也成为了温州鞋业发展历史的缩影。

　　在温州，除了像吉尔达这样一直留在家乡发展的企业外，还有许多人选择了走四方。从80年代初的弹棉花、做木工，到今天散布在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角落中的温州人几乎涉足到了每一个行业。80年代就已闯荡京城的西京网印的老总叶茂西说：“温州人凭借着比别人早一点出来闯荡市场，凡事比别人多想一点，多辛苦一点的付出，早已练就出一种敏锐的‘市场眼’，在任何的行业中，温州人都能找到市场的空白点和利润的增长点，很快地切入进去，挖出财富。”叶茂西现在已是中国网印业中响当当的人物，不仅拥有着设备一流的印刷厂，而且从事广告策划。在西京网印总部——现代城里，叶茂西常常因自己的不擅言辞而憨厚地笑着，但他的言语神情中，却流露出一种无法阻挡的自信和霸气。他说：“温州人现在并没有特别大的企业，不是我们不敢做大，而且现在我们正面临企业内部调整期，不把内部机制理顺，盲目做大，那只会加速企业的死亡，我们温州的大胆决策是建立在谨慎的基础上的，所以现在更多的温州人选择了自我充电，埋头苦干。” 与叶茂西这样放弃了家乡的铁饭碗，毅然选择了闯荡天下所不同的是，更多的在北京及全国各地的温州人来自农村。温州地处浙江南部，全市面积11783.5平方公里，其中78％的地面是崎岖不平的山区。由于历史上交通比较闭塞，区位条件较差，自然资源也没有特别明显的优势。温州的这种多山地形、稠密的人口和贫乏的资源使温州人的生活特别艰难。土地的贫乏意味着有必要以其它产业补给农业；人口过剩则迫使许多农民背井离乡，到其它地区谋生。

　　北京的浙江村形成于80年代末，发展壮大于90年代中期，大部分来自于农村。最初是以自产自销的形式加工服装，后来由于人越聚越多最终形成加工与销售分工相对明晰的大市场。在浙江村每年都有流出的人口，每年也有流入的人口，但不管变动如何频繁，“浙江村”这一服装批发市场却固定下来，成为独立的社区，在方圆几公里的路径内，形成相对开放又相对封闭的社区。浙江村的存在证明劳动力流动是大势所趋。变动，成为这个变革社会的唯一主题。

　　民营企业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支持

　　在温州企业的成长过程中，温州政府是开明而理智的。随着企业的成长，政府的管理职能也逐渐从计划经济下的“无所不包”转变为现在“有所为有所不为”，或者是有些专家所认为的“无为而治”。

　　改革初期，温州就坚持多种经济一起上，多个轮子一起转，不限比例看发展、不限速度看效益、不唯成份看实践的方针。1982年5月，浙江省委工作组进驻温州柳市镇，将经营低压电器的所谓“八大王”作为重大经济犯罪分子逮捕判刑。然而同年10月，温州市委、市政府却召开表彰个体经济重点户、专业户代表大会。1984年，温州市宣布“八大王”是发展商品经济和搞活流通的能人，并通过法律途径对“八大王”作出了无罪释放并予以平反的决定。

　　在党的十五大召开前，温州还创造出了在家庭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为民营企业掩护的“戴红帽子”式的股份合作制企业。股份合作制企业是在家庭基础上发展起来的，1993年是温州股份合作制企业发展的鼎盛时期，企业总数达到36887家，其中工业企业27771家，工业总产值占当年全市工业总产值的56.2％。为促进股份合作制的发展，温州市政府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法规政策。1987年11月7日，温州市颁布了《关于农村股份合作企业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提出股份合作企业“是一种新型的合作经济组织”，它不同于一般的集体所有制企业，也不同于私营合伙企业，从而为私营企业戴上了一顶“红帽子”。1994年颁布的《温州市股份合作企业管理规定》中则进一步将两个以上的投资者组建的企业纳入“股份合作”的范畴并将其视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组成部分”，不只是将其仅视为“必要的补充”。而这一点直到1999年才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中。

　　这种地方政府对于非国有经济的确认，是促进温州经济发展的一种政治财富，也是使其在全国地级市的发展中处于领先地位的一个重要因素。温州市政府的“无为而治”，实质上遵循了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看得见的手”即使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也没有踩住“看不见的手”，而是发挥了更加积极的作用。

　　正是由于改革开放后，中央对发展经济的鼓励政策，温州市政府为企业创造出的宽松政策，才使从宋朝时就已萌芽的温州私营经济在社会主义时期有了成长壮大的空间和发展的底气。正如一些温州企业家所说的，没有政府的鼓励和支持，温州企业会一直停留在六七十年代的小作坊时期。

　　温州民营企业发展启示录

　　在温州民营企业的发展中，温州市政府在当地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制定不同的政策对经济加以引导。在政府的积极引导之下，温州企业也主动配合政府的行为，加强自身建设。一般来说，温州企业在初期原始积累期，很少与政府沟通。由于温州多是私企的原因，温州企业很少对现有政策条例等产生抱怨，他们认为企业好不好关键是自己的经营管理是不是有效，遇到挫折、失败，多是从自身去寻找原因，根本不会想到去求助于政府。他们认为政府要做的事，就是为他们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政策环境，给他们自我成长的空间。而当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时，也需要政府的正确引导。譬如提供更广泛的市场信息，搜集各地、各国经济发展资料，以及普及WTO知识等，在温州企业家眼里，政府现在是他们的信息员、联络员，而不是家长或管家。

　　成功了的企业，一般都会反哺社会。就像吉尔达每年向温州的国家级贫困县泰顺和蒙城无偿捐助资金60余万元，至今累积已近700余万元。余进华认为，这谈不上什么奉献，社会的稳定团结对于企业的发展只有利没有弊；而这次由他发起的“信用经济与温州民企发展研讨会”，更是一种倡导全社会树立诚信、公平的企业形象，建立一种正常、有序、健康的社会经济秩序的公益事业，这也是吉尔达企业文化在社会中的一种延续。

　　更多的温州本土企业所面对的困难将是在国际竞争的挑战面前所暴露出的自身局限，家族化管理的传统使企业家们在面对问题时更多地求助于亲友家族而很少考虑外援。这种信用关系的低成本是温州企业成功的原因之一，也将是制约其更大发展的弊端，管理创新是首要问题；还有企业普遍缺乏核心的竞争力，也将使温州企业在国际市场中处于劣势。大多数温州知名品牌是服装、打火机、日用品等科技含量降低的产品，对科技的重视不够，也将是温州企业的暗伤。

　　但是，几百年来温州人所养成的勤劳、务实和坚韧不拔的精神，也会在产权明晰的良好机制中不断调整自己，适应变动的世界规则，正如温州市驻京办主任林俊听说：“温州人的适应能力是超出常人的。”也许温州未来更大的发展在十年或几十年后——父辈积累的经验与年轻一代的先进知识的优良组合所创造的新生力。如果说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温州经济的萌芽和起步是源于一种内生的生存压力，这种压力所表现出的是强烈的发展要求与有限资源限制之间的矛盾，因而激发温州人作出走出去或留下来创业的不同选择，那么今天的北京浙江村便是这种原生动力的延续，浙江村更多的是吸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解决了当地地少人多的资源矛盾，未来的浙江村的去留也许更多的取决于城乡壁垒的进一步打破与全国劳动力市场的形成。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和城市化的推进，人口流动逐渐向城市集中。由于工商业的发展，由于细分的居民需求形成规模化的市场需要，创造出越来越多的就业机会；随着工商业创造的财富越来越多，城市工商业中的劳动力收益也越来越高。相反，在农村中，由于人口增加、土地资源有限、现代生产方式的日益应用，剩余出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如果人口不能及时地向城市转移，农业的比较收益就会越来越低。温州政府对当地劳动力及资本自由流动的默许，既有迫于当地资源缺乏的无奈也有对民间经济主体创造力的承认和肯定。

　　从世界和中国历史与现代的经验看，人口流动性大、迁移程度高的国家、地区、城市，往往充满经济增长的活力；而人口流动性差、迁移程度低的国家、地区、城镇和乡村，经济增长速度缓慢，甚至停滞。比如美国是移民国家，深圳是移民城市，广东和温州等地是人口大出大进的地区，其经济增长有着强劲的动力。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曾经计算过，在美国经济的前中期阶段中，1/4的经济增长来自于人口的流动和迁移。（中国经济快讯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