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文化遗产中的传统文化精神在当代建筑中被感知？当历史保护遇上现代需求，设计又该如何找到那个适宜的平衡点？本期新华访谈，对话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实践岗）、建筑设计研究院首席总建筑师、平衡建筑研究中心主任董丹申，一起寻找文化遗产活态传承的答案。

　　新华网：建筑是传承文化的关键载体。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如何把遗产中蕴含的文化精神转化为可感知的空间体验？

　　董丹申：文化遗产保护不能仅仅停留在简单复刻传统的东西。过去，为了保护历史文化，往往只做一些符号化的表达，但实际上，我们更需要思考的是：如何将传统文化中那些精髓的东西融入空间、融进生活？这才是保护文化的核心使命。

　　徐渭艺术馆及青藤广场。新华网发 受访者供图

　　具体来说，要坚持“萃取而非复刻”，不是简单仿制古建筑符号，而是提炼传统营造中因地制宜、天人合一的空间逻辑，让参观者行走其间自然感受到古人与自然相处的智慧；同时分层保护，文物本体严格原状保护，周边配套空间则以当代材料、低干扰方式介入，设置慢行通道、留白观景场域；并适度、审慎地引入轻量化展陈与叙事化空间序列，让文化精神从书本上的抽象概念，变成脚步、视线、触觉都能体会到的现场体验。

　　新华网：在历史建筑更新改造时，往往会遇到历史保护与现代需求的矛盾。在您看来，这两者该如何平衡？

　　董丹申：保护与现代需求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而是需要多维权衡的共生关系。

　　首先要建立分级底线思维，文物核心本体是红线，需要原汁原味保护，次要构件、附属空间则可以弹性处置；其次采用“微创介入、新旧并置”策略，用轻量化、可逆化技术植入现代功能，新旧部分清晰可辨，做到“旧归旧、新归新”。

　　浙江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西溪院区）。新华网发 受访者供图

　　以浙江大学建筑设计院为例，这里有退休后的老教授、创作一线的设计师，也有平衡中心的教授和学生，大家共聚在一个大环境当中。所以建筑的共生，某种意义上更表达了人与人之间共生的工作生活状态。归根到底，平衡不是折中妥协，而是在多重约束条件下寻找适宜解——既留住历史价值，又让老建筑能够持续服务当代人，活下来、用起来，才是最好的保护。

　　新华网：城市更新过程中，有部分建筑年代比较近，尚未纳入文化遗产范畴，却承载着城市记忆。此类建筑应如何对待？

　　董丹申：这批承载集体记忆的近现代建筑，是城市记忆的活载体，虽然达不到文保单位定级标准，同样不能简单一拆了之，我们提倡“柔性留存、弹性再生”。

　　大运河杭钢公园。新华网发 受访者供图

　　城市更新中，要根据不同的场景和建筑分类施策，采取新的保护措施。哪些作为文物，有它的保护红线，哪些作为风貌保护，需要通过新的保护方式、新的技术理念，使得新旧并置。价值高、结构条件尚可的建筑，可以优先适应性再利用，改造为各类当代的功能空间等延续生命；价值薄弱、安全隐患严重的建筑，则可以提取标志性构件、空间元素，在新建场地中做记忆转译，留住城市印记。

　　还要看到，这类建筑是存量城市更新中性价比很高的载体，改造相比新建更低碳节约，也让城市保留时间层次感，避免千城一面。

　　新华网：从规划、设计到落地，浙大设计院参与文化遗产保护时，如何与考古、文保、地方政府等各方形成有效协作？

　　董丹申：遗产保护是典型多学科交叉工程，单靠建筑师无法独立完成，需要搭建多方协同的全过程工作机制，建立多方共同的价值共识。各方诉求并不相同，考古看重遗存完整性、文保看重本体安全、地方政府兼顾公共效益，而场景中的原住民则关心日常生活会不会被打扰。若是强行推进，最后老百姓不满意，工作也难以真正落地。

　　对此，浙大设计院作为工程枢纽，以空间方案为载体，在多元诉求之间沟通协调、寻找平衡点，这也是平衡建筑所倡导的多维权衡。

　　新华网：您认为，建筑设计对于推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利用有什么意义和价值？

　　董丹申：建筑设计是文化遗产从静态保护走向活态传承的关键转换器，通过空间转译，让历史价值与当代需求共同生长。这也正是我们设计院办学宗旨“设计创造共同价值”的含义所在。

　　大禹纪念馆。新华网发 受访者供图

　　秉持这一理念，我们做了一些实践。在大禹纪念馆，我们没有采用传统的建筑形式，而是用现代设计语言传递出天人合一的传统文化思想；在杭钢公园，我们与刘家琨老师团队一起将大型城市工业遗产与当代多元需求充分结合，如今这里已成为杭州的一处热门打卡地。

　　长远来看，高质量遗产设计实践，还可以反哺理论迭代。我们在大量落地项目里面持续总结经验，不断完善本土遗产更新方法论，走出一条立足中国场地条件，有别于国际遗产保护范式的本土化路径，这也是平衡建筑“多维求变、持续向新”的体现。

　　拍摄：张灵 宋越 张欣怡

　　剪辑：张灵

　　文字：张欣怡

　　设计：战晓菁